目前日期文章:2011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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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國賊」一詞大家聽得應該很熟悉,並不陌生。大部分中國人一提到汪精衛就想到「賣國賊」,還有一些所謂「間諜」,就是把祖國的國家機密出賣給另外一個國家,並獲取金錢或其他利益的人,有些間諜還以權謀私,無疑也屬於「賣國賊」。有些中國人還把李鴻章(面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被日方談判負責人伊藤博文要求賠償、割讓台灣)視為「賣國賊」,雖然,國內外不少人士認為李鴻章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總之,對於「賣國賊」的解釋可以有爭論、沒有一個定論,但最簡潔的定義應該是「為賣國而賣國的人」叫做「賣國賊」,換句話說是「主觀上的賣國主義者」。我個人認為,李鴻章是否是「賣國賊」,不能輕易下結論,至少需要討論。他的行為從某個角度客觀看,毋庸置疑是「賣國行為」,但他的初衷是什麼?他面臨甲午戰爭後的條約談判的目的,是基於以權謀私賣國嗎?如果不是李鴻章,其他的談判高手,中國就能避免當年的可恥後果,台灣始終屬於自己的嗎?唯一真理是,對於歷史,不能說「如果」。 

「愛國賊」一詞,我相信,大多數人略感陌生。我試圖在這裡給一個明確的解讀。 

「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換句話說,是「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是其言行的實際結果——損害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是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賣國還是愛國?理所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畢竟是主動企圖出賣祖國、背叛祖國的同胞,其惡劣是較高限度的,必須承擔最高限度的懲罰。但不管賣國賊的行徑有多麼惡劣,它是少數。這是事實。在一個國家裡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根據我的觀點,站在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以及未來的長遠角度來看,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這是事實。比如說,大家很熟悉的、為表示愛國而提出的重要口號武器——「愛國無罪」,可能造成「愛國賊」後果的非主觀目的的客觀蔓延。 

愛國也好,賣國也罷,談論「賊」的問題,首先要盡可能弄清一個概念——國家利益。因為,賣國賊也好,愛國賊也罷,他們出賣的或者損害的是所謂「國家利益」。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它至少是廣泛而深刻的概念,沒有一個定論,是動態中的、變化中的、發展中的概念。盡可能簡潔、細心解讀國家利益,有利於我們討論愛國賊是什麼,賣國賊又是什麼。根據利益的領域而言,有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外交利益、軍事利益、文化利益等;根據利益的主體而言,有政府利益、政黨利益、軍方利益、企業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等;根據利益的程度而言,有核心利益、絕對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相對利益、局部利益、普通利益等;根據利益的性質而言,有直接利益、間接利益、形象利益、尊嚴利益等。總之,國家利益絕不是一概而論的,而是「可讀性」很強的概念。那麼,「賊」們出賣的利益也是多樣化的,絕不是一個方面的利益。 

大家弄清愛國賊和賣國賊的區別了嗎?我相信,任何國家都有過,有著或者會有那些「賊」。在這裡,我簡單梳理一下:「賊」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光從詞典上的定義看,「賊」也有幾種意味——偷東西的人;對人民有危害的人;邪的、不正派的人等。據我解讀,不管是主觀上的初衷還是客觀上的結果,「賊」言行上至少有著三種特徵——欺騙性、邪惡性、破壞性。 

接下來,我集中討論一下本書的主題——愛國賊。關於可能出現「愛國賊」行為的角色,應該說是「五花八門」: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藝人、軍人、運動員、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退休人員、企事業單位從業者、政府機構從業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自己是個「愛國賊」。這點很關鍵,也確實很麻煩,是「愛國賊」氾濫、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這是我的基本論點。 

請大家聽聽一個故事。那場親歷正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麼是「愛國賊」。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八點,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大概幾百人集中在大廈門口前的廣場,拿著橫幅,喊著口號:「反對日本入常」、「反對右翼教科書,竄改歷史」;「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等。就這樣,被政府稱為「涉日遊行」,民間稱為「反日遊行」的事件爆發了。此前,日本駐華使館已經得到了這一消息,並提前幾天在官方網站公布,向駐華日本人勸告「注意安全」。我瞭解此事比使館更早,當天早上北大校園也充滿著「抗日氣氛」,團委的老師和學生們輪流值班,二十四小時監控,刪除在北大B‌B‌S裡過激言論。那段時期,我在北京明顯感覺到中國媒體加強批評日本的報導,比如說,針對日本某些企業支持所謂「右翼教科書」的編輯、出版的指責等,導致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緒逐漸惡化。再加上,二○○五年是日本正在試圖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重要時刻,美國和日本通過「二加二」政策,也正在加強對台灣的影響等,所以中日政治、外交關係本身處於微妙而敏感的時期。反日遊行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發生的,不是突然性的,而是累積下來的種種「不安要素」爆發出來的結果。我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日本留學生會的會長,有責任維護日本學生的「人身安全」,就盡可能與日本駐華使館的官員溝通資訊,向在北大留學的兩百多個日本留學生傳達有關遊行的消息,呼籲他們「請各位當天千萬不要去現場」。而我本人卻把它當作觀察、分析中國人有關情緒的難得機會,就想親身體驗這一系列過程,早上七點半,我提前到達了現場。 

在現場碰到了幾個熟悉的日本駐華記者,他們對抗議者進行採訪。據我觀察,在現場有三種角色:活動組織者、活動參與者以及公安人員。剛開始,三者配合得很好,五到七個組織者和公安之間保持溝通,引導示威遊行隊伍。隊伍從海龍開始,往西走,到了蘇州街向北,中途攻擊了位於蘇州街路東的日本餐廳「吉野家」。隊伍過海淀橋,沿著北大走。我跟著隊伍。在北大西南門,許多北大學生從宿舍裡頭大聲喊、拍手、支持遊行:「中國加油!」「愛國無罪!」「打倒日本!」在北大西側門,突然間,一輛日產小轎車被抗議者包圍,示威者敲打車窗、車燈,試圖打碎窗鎖。裡面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中國女性顯得相當害怕。此時警察終於開始行動,阻止抗議者不良行為。過了一會兒,這位女士終於「解放」,往北大校園方向逃走了。此次突發包圍事件導致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發生了衝突,一批人為了釋放自己的情緒和不滿,開始紛紛大聲喊:「日本大使館,去日本大使館吧!」緊接著,遊行隊伍開始向二十多公里外,位於建國門日壇路的日本大使館行進。我依然跟著,並與日本駐華使館領事部的部長緊密保持聯繫,傳達現場動態,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大使館的人員著急起來。遊行隊伍越往大使館行走,其規模越擴大,從剛開始的幾百人擴大到幾千人,從剛開始的大學生為主擴大到各種人員,呼喊口號也從剛開始的普通話為主發展到各種各樣的地方方言。示威遊行隊伍終於到達日本大使館,就開始出現了向使館建築投石頭、雞蛋、垃圾等行為,有的還去日本餐廳,形勢變得越來越亂。期間,現場的警察並沒有阻止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只是旁觀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是「愛國無罪」……一週後的四月十六日上午,反日遊行在上海發生,規模達到了十萬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徹底被圍堵,同樣遭到這樣那樣的攻擊,有的還燒了日本國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還是「愛國無罪」…… 

日本駐京記者把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拍攝下來,並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不斷重播有些人打砸日本使館和日本餐廳的鏡頭。日本社會一下變成「反華」社會,老百姓產生了「中國人不文明」、「中華民族不像話」等感覺。日本媒體除了N‌H‌K電視台之外,都是私營的,所以從商業角度出發,把那些反日行為全方位地利用起來,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攻擊日本使館的「反日中國人」充滿「民族主義」,看到那些鏡頭的「反華日本人」也充滿「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無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惡性循環。那段時間,中國的一些網站也充滿反日情緒,廣大的「網友」也用赤裸裸的語言痛罵了「日本」,有的說:「中國政府千萬不要道歉,責任都在日方,他媽的日本人就是不反省歷史,小泉純一郎不是人,是罪犯!」日本的一些網站同樣如此,所謂「網路右翼」徹底把中國看作「不正常的國家」,說「反日遊行是共產黨引導的,是一次國家犯罪」,有的把中國人看作「流氓」,說「共產主義的孩子就是那樣,不懂得規則,真丟臉」。 

後來,日本政府正式表示,「中國政府對此不表示歉意,日本政府感到遺憾」;日本各界人士表示,「中國民眾打砸大使館違反國際法,中國政府必須道歉」。當時的中國政府外交部長李肇星舉行緊急會議,號召「大家不要搞示威遊行,冷靜下來」,同時把諸位日本問題專家、前外交官等,派遣到全國各地高校,傳達「大家不要搞什麼反日遊行,必須冷靜下來」,並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形勢的好轉,在大眾的範圍內,一度出現的中國人反日情緒和日本人的反華情緒逐漸降溫。在有識之士的範圍內,那段時間在中國全國各地發生的「反日遊行」,成為了研究中日關係、民族主義、國民感情、歷史認識問題等的「實例」。我也參加了許多有關會議,與中日有關人士探討了兩國如何從中吸取教訓,以免將來犯同樣的錯誤。 

作為反日遊行的親身目睹者,我基於一種衝動和一點使命感,特別想在日本媒體圍繞「中日如何從反日遊行吸取教訓?」的角度,寫一篇文章。一些媒體完全站在商業角度,對我這個全程目睹者表示了興趣,並與我緊密保持溝通。我寫出來了,主要的論點是「中國和日本必須認識到體制差異造成的相互誤解,妥當處理歷史認識問題,警惕排他性民族主義,為營造良性的國民感情氛圍,兩國的政府、媒體、民眾必須冷靜下來,千萬不能因此次事件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結果是被告知「這篇稿子不能發」。我問:「為什麼?」編輯說:「這篇稿子太中立,沒有突出點,不夠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問道:「這句話怎麼講呢?難道我的文章觀點不鮮明嗎?」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華的輿論導向下,你不能說與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評中國,要隨大流,如果我們登了你的文章,不僅是你,我們也要被輿論排斥了,難道你願意這樣嗎?」 

圍繞上述反日遊行的故事,大家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中日兩方面的「行為主體」——示威組織者、示威參與者、湊熱鬧的學生和其他市民、警察、日本駐京記者、網友、政府官員、使館人員、專家、記者、編輯等等,還有我。這些角色在此次遊行引起的中國和日本民族主義衝突的軒然大波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民族主義本身沒有好壞,只是區分為健全的和不健全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密不可分。對中國人來說,愛國主義也許是民族主義的「前身」。對日本人來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界限或許更加模糊,日本的確是單一性的民族國家,日本人要警惕的,更多是「國家」在民間和市民社會面前,擁有過多權力的「國家主義」(在日本二戰期間導致軍國主義的前身,無非就是國家主義)。 

我想問大家:請問,你愛國嗎?如果是,那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表達對祖國的愛呢?「愛」應該說是對人、國家、社會等對象發自內心,有深摯的感情。我認為,愛國主義要講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錯了這些,你就有可能無意間、突然間變成賣國者——愛國賊了。無論你是行動派還是沉默派,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 

當時組織或參加那次遊行的人,清一色喊著「愛國無罪」。喊著「愛國無罪」的口號打砸別國使館的人,是否屬於「愛國賊」呢?我認為「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基於商業考慮,過多重複報導同一個鏡頭,向民眾灌輸充滿虛擬性的「反日」或「反華」的媒體從業者,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看到媒體報導後,不經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罵對方國家,提倡斷絕與對方交流的,憤怒中的網友,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明顯感覺到本國與對方國之間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衝突,也天天看到相關媒體報導,但卻不把它們當回事,以為與自己無關,假裝不知道,顯得無所事事,只是保持沉默的民眾,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後來到全國各地向民眾傳達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提倡冷靜和理性的官員、學者等,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後來組織座談會,分析反日遊行發生的成因,謀求從中吸取教訓的大學生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把當時在北京發生的情況真實而不歪曲地報導出去的媒體記者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而我呢?我自認為是愛國主義者。當時即使是因為衝動和使命感,違背使館的命令,到遊行現場親自目睹了那場難得的情景,隨後想方設法試圖寫文章,向兩國情緒化了的民族主義者們呼籲理性和務實。但後來由於遭到編輯的拒絕,始終沒能發表文章,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也害怕隨後遭到右翼分子等的指責和批評,擔心自己的身分和立場,就開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別的途徑,保持沉默,就跟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放棄了自己初衷的加藤嘉一,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在反日遊行發生前後幾個月的中日關係,簡直可以說是「被政治關係犧牲的文化關係」。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的,尤其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和正在那些高校學習漢語的日本留學生,比以往更加積極舉辦「日語角」、「中日文化交流活動」、「日本文化節」等活動。但由於反日情緒的蔓延氾濫,絕大多數活動只好被延期或取消,但他們依然不放鬆籌備機制,堅持把活動落到實處。另外,我教日語的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因學習日語被其他所謂「憤青」攻擊,被罵成「賣國賊」,有些學生問我:「加藤老師,我學日語是不是不好的?周圍同學都不接受我學日語,我應該怎麼辦?」在那樣嚴峻的輿論環境下,依然有這麼一批勇敢的「八○後」和「九○後」群體,不管外界發生什麼,做好該做的,以便為將來自身發展和祖國的長治久安發揮作用。在我看來,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而痛罵把這些說成是賣國賊、自以為是愛國主義者的人,才是「愛國賊」。 

在反日遊行發生前後,在華日本企業以及在日本關心中日貿易的經濟界人士,始終關心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並對此表示擔憂。畢竟,反日遊行的發生不是單獨性質的,而是與小泉純一郎反覆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日本「入常」問題、中國轉型中的社會氛圍、容易偏激的民族情緒等息息相關。而對於在成長中的中國市場實實在在做生意的企業家來說,反日遊行的發生絕對是不歡迎的,他們需要中國穩定的政治環境、健康的對日情緒。當時流行的詞有「政冷經熱」,那些超過兩萬家的在華日企看到中日國民感情逐漸惡化的現象後,也堅持做好自己的任務,他們雇用著一千萬以上的中國員工,他們向日本政界施加壓力,呼籲重視、改善中日政治關係。這些人士無疑是名副其實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涉及到跨國社會更多方面。那麼,那些喊著「抵制日貨」,攻擊日本在華企業,也間接打擊著在華日本企業裡有著工作崗位的一千萬以上中國員工的人,才是「愛國賊」。

「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愛國」要求人們理性思考哪些方法與策略可取、有效和長久。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但一個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形象和尊嚴),能否推進國家利益,只能靠人們主觀去思考、判斷。「愛國」才變得更為豐富多彩。 

請大家好好想一下:你有沒有曾經扮演過「愛國賊」?如果是,就請好好反省一下。我相信,在一個正常國家裡,賣國賊不可能很多,也不會氾濫,但愛國賊卻有可能不少,甚至會蔓延。 

最典型的例子應該是日本二戰前的社會輿論,軍國主義者出於所謂「愛國」,把國家弄到無路可退的侵略戰爭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軍人攻擊,不阻止軍國主義者的「暴走」;媒體幾乎失去了應有的監督功能,盡可能不報導反對軍國主義者的聲音;至於國民,就是徹底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盲目服從軍人的統治。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愛國賊」,結果可想而知。最終,日本陷入了戰敗,人類歷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國土變成了一片廢墟。這無疑是愛國賊氾濫的後果。這些情況曾經在其他國家發生過嗎?將在其他國家發生嗎?我認為,一切都有可能。 

愛國賊是這樣性質的一種魔鬼。 

因此,在資訊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氾濫,更有可能,更為危險。

愛國賊新書活動:http://channel.pixnet.net/reading/event/info/1124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愛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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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納豆:我們對偉忠哥的景仰,有如長江之水,滔滔不絕……

 

終於,要聊到王偉忠了。

納豆難得搶先發言:「偉忠哥喔!我跟他真的不熟ㄟ!」

不熟?為什麼?

納豆認真想了一下說:「可能因為他是外省掛,而我是一個正港的台灣人吧!」

「拜託喔!都什麼年代了!還搞什麼省籍衝突阿!快說實話!」在一旁沈默了好一會兒的阿Ken終於開口。

納豆用委屈語調說:「真的啦!我跟偉忠哥真的不熟,反正每次偉忠哥找我不是談新節目的事,就是訓我,這樣我哪裡會跟他熟?」

為什麼會被訓呢?

「說到被訓……」這時納豆自知理虧地低下頭:「其實那件事我自己也有錯啦!」

哪件事呢?

「還有別的嗎?就是酒駕阿!」納豆的頭像成熟的稻穗般,低到最低點。

在酒駕被查獲的第二天,納豆被王偉忠叫到辦公室,自知犯了大錯的納豆心裡七上八下地噗通噗通跳個不停。

「你把我當成你什麼人?」王偉忠鐵青著一張臉,劈頭就這樣問。

「偉忠哥,你是創造我的人啊!」納豆瞬間以五體投地的低姿態恭敬地回答,一個「爸」字哽在喉間,差點叫出來。

「那你為什麼要酒駕?」王偉忠繼續不假顏色地追問。

「我……」納豆吞吞吐吐地答不出話。

接下來就是典型的軍教片情節,連長嚴厲地管教訓小兵。(請參考任何一部軍教片長官訓示的畫面)

最後怎麼解決呢?

「就寫悔過書阿!」納豆彷彿回憶著人生最痛苦的片段說著。(連處罰的方式也很軍教片,偉忠哥不愧是眷村出身。)

納豆以誠摯跟悔恨的心情,在悔過書上寫著「酒是穿腸毒藥……」為表示懺悔的決心,在悔過書中,納豆甚至承諾要捐一筆錢給某慈善基金會,並保證一年內「滴酒不沾」。

「這樣就夠了嗎?」看完悔過書,王偉忠以嚴厲的眼神看著納豆問。

「不夠嗎?那還要怎樣?」深怕偉忠哥拿出狗頭鍘的納豆在心裡O.S.。

「你在最後面,給我簽名跟蓋手印。」

於是,納豆咬破手指頭(這是他的想像,其實是用印泥啦!)在悔過書的簽名處蓋下指印。

為了宣示納豆悔過的決心,王偉忠把納豆的悔過書,影印數十份張貼在公司四處。

可是你真的一年都沒喝酒嗎?

「哈哈哈哈!這怎麼可能?」沈默許久的阿Ken忍不住放聲大笑。

「有時候會忍不住喝一點點啦!」納豆心虛地說:「你知道,就算是坐牢也有放風跟假釋的時候嘛!」

「這就是納豆厲害的地方。他對於跟大人物相處,有他自己的獨門絕招,那些招式,學也不學不來,只有他自己用有效,如果你想模仿他,恐怕會死得很快!就像韋小寶對康熙特別有一套一樣!」阿Ken很佩服地說。

那阿Ken跟王偉忠的關係咧?

「我跟偉忠哥喔!除了一般公事上的往來討論外,我們很常聊戲。」阿Ken神色自若地說。(沒做過錯事,態度果然不一樣!)

阿Ken認為,以對戲劇的熱情來看,如果不是長相太過威嚴,偉忠哥很可能是一個電影明星,而不是知名製作人。

「你知道偉忠哥導戲的時候超厲害的,有時候他在攝影棚隨便一句話,就可以搔到癢處,正中核心,這不是隨便說說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相當的功力,這都是因為他對人、對人心、對人生有深刻的體驗,才能做到這種地步。」阿Ken滿臉佩服。

每次阿Ken跟王偉忠聊戲聊電影都可以擦出火花。

「就拿《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那部電影來說吧!」阿Ken隨意挑出一個例子。

「你覺得那部電影是斯巴達人拍的,還是波斯人拍的?」某次說起這部電影,阿Ken冷不防問王偉忠這個問題。

「那還用說,當然是斯巴達人拍的!」王偉忠想也不想地回答:「你看看,這部電影把斯巴達人拍得這麼英勇,當然是斯巴達的後代為了歌頌民族英雄與偉大的歷史所拍出來的電影啊!這還要想嗎?」

阿Ken搖搖頭非常沈穩地說:「不!那部電影一定是波斯人拍的。」

「為什麼?電影裡面的波斯人那麼壞,以多欺少,勝之不武,哪裡有可能是波斯人拍的,就像我們以前的國片《八百壯士》,也是我們這邊拍的啊!日本人哪有可能去拍這種電影?!」王偉忠為自己的論點辯駁。

「不!偉忠哥,你認真再想想!」阿Ken推了推從鼻梁上滑下的黑色膠框眼鏡,繼續以緩慢的語氣說:「雖然電影的表面呈現是這樣,可是進一步想,電影裡面雖然把斯巴達的三百壯士拍得很神勇,但是又怎麼樣!你們很壯啊!你們很屌啊!你們很會打啊!但是最後怎麼樣?還不是死在我們波斯人手裡,被我們幹掉,所以誰才是最後的贏家?當然是波斯人啊!所以,這部電影一定是波斯人拍的啦!」

聽完阿Ken的見解,王偉忠以誠懇的口吻說:「阿Ken啊,你看事情不要這麼有心機,人生啊!凡事要看光明面,這部電影一定是斯巴達人為了紀念他們的民族英雄拍的。」

「你覺得咧?」阿Ken把眼色瞄向在納豆說。

「我覺得是斯巴達人拍的ㄟ!」納豆很直覺地回答。

「怎麼可能!」阿Ken瞬間拉高音調:「你想想……」(把剛剛說過的論點又重複了一次)

「是喔!可是,我還是覺得是斯巴達人拍的ㄟ!」納豆有點心虛地說。

「你認真地深刻一點想……」音調更高地重複了第3次。

「是、誰、拍、的?」阿Ken第3次問納豆。

「嗯!你說的也有道理啦!聽你這樣一講,我覺得是波斯人拍的沒錯。」納豆終於屈服了。

「其實我覺得,偉忠哥心裡一定也覺得電影是波斯人拍的,只是他不願意說出來而已……哈哈哈哈!」

不過,話說回來,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這部電影,毫無疑問是……美國人拍的啦!

阿KEN納豆出書囉!

快來看他們的新書資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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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諾~~真的是十三號星期五!編仔策劃的寫好話過好日活動竟然在我的手殘之下,消失在我的眼前...真是「挫賽」!

昨天有參加過的孩子們,請不要緊張,

前20名有留言的,我都有記錄下來,不會讓你們的權益損失,

後面留言的也請不要擔心,只要你將發言資訊截圖下來寄給我,小編這次不採取隨機抽得獎者,而是直接就送好書給大家閱讀囉!

快看看如何領到書吧!

 

步驟1.

5/15 23:59之前,回到你的個人FACEBOOK塗鴉牆,找到你5/12主題發言的紀錄,然後把他擷取下來如下圖:

1.jpg  

步驟2.

將這張圖片連同寄件人姓名、地址等資訊,寄到編仔MAIL: reading@pixnet.tw

標題請用:「讀創館13號星期五慘案線索提供」,即完成手續。

 

步驟3.

等待編仔回信,編仔將會統一在5/16彙整大家的資料,並且回信讓你們安心!

 

步驟4.

等待郵差來按對鈴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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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課椅.jpg 我一直很懷念小學課椅,有機會相遇的時候,總會刻意去坐一下,那樣的高度與木頭觸感,總是充滿幸福的甜度,好像某些人捨不得兒時的小棉被和小枕頭一樣,約莫是那樣的依賴感沒錯。

可能是學生時代對椅子有諸多挑剔與堅持,有時候因為坐起來不合意,還曾經故意留在學校晚自習,趁同學都離開了,跑到別班去偷偷換一張椅子,這應該也算相當程度的龜毛吧!

所以,我十分渴望家裡有一把小學課椅,又不知道如何「入手」,總不能潛入小學偷竊,我是好國民,這種事情,絕對行不通。

之前有機會到台南縣學甲大灣村採訪,赫然發現村子一幢紅瓦舊屋旁邊,有三張熟悉的小學課椅,帶路的阿伯說,「沒有人要啦,喜歡的話,可以帶走啊!」好誘人喔,三把課椅,列隊向我招手,跟電視節目百萬小學堂裡面那些聰明到不行的小學生一樣,猛力揮手,「選我,選我,選我!」


但是接下來還有行程要跑,總不能一直扛著課椅,自己又沒開車,如何是好?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我對小學課椅的渴望,果然感動了老天爺,某日前去外甥女的畢展,赫然發現她布置的展場裡面,好端端的,俏皮的,優雅的,出現四把油油亮亮的小學課椅,在牆邊對我眨眼,Oh My God!!!!!!!!

據說,是古亭國小借來的;據說,這課椅是非常珍貴的台灣杉;據說,國小總務處答應不用還也沒關係;據說,小學倉庫裡面,還有好多!總務處還問,要不要一起搬走啊!

古亭國小總務處,你們真是人太好了!!!

所以,就在外甥女畢展開始收攤的時候,我到華山展場搬回一把夢想中的小學課椅,走出華山,我才發現問題來了,雖然那天我刻意打扮成搬運工的模樣,可是這椅子,該怎麼搬才好呢?

雙手捧在胸前,很像迎神;要是頂在頭上,很像被老師懲罰;單手拎著,很容易晃動撞到路人。邊走邊調整邊測試,不斷變換姿勢,總算試出最省力的POSE,就用單手的手腕勾著,好像貴婦勾著LV包包一樣,這種姿勢的晃動程度最低,看起來也不至於太蠢,不過,經過忠孝東路斑馬線的時候,一旁的交通警察,還是一直對著我看,懷疑我是從旁邊的小學偷椅子的竊賊。也不只交通警察,所有路人都看著我,他們的眼神告訴我,倘若不是羨慕我幹到這款好貨,就是心裡質疑,這傢伙 把課椅當成LV,一定有問題。

管他的,豁出去了!我就這樣子一路優雅穿過八德路光華商場,走進捷運車站,站務人員和乘客都在偷偷看我,因為太在意他們的眼光,因此不小心撞到入口閘門,還發出巨響。

進了捷運車廂之後,原本以為可以鬆一口氣,但事實不然,因為接近五點鐘下班下課時間,車廂有點擁擠,我只能把小學課椅緊靠著另一側門邊,由於腳有點痠,突然很想要坐在小椅子上面休息,但隨即想到,其他乘客一定以為這傢伙也未免太天兵了,竟然自己帶椅子來搭捷運,連我自己想像那畫面,都覺得發噱,想笑。

捷運抵達昆陽站之後,又拎著小學課椅走到對面轉乘公車。雖然284的車體較寬敞,但考慮到下車之後,還要步行十分鐘左右才能到家,於是我選擇小3公車,站牌距離我家大約20公尺,比較省力。

原本以為顧慮周全,但是上了小3公車之後才發現慘了,因為小公車的走道,根本容不下一個小學課椅的寬度啊!莫非,我真得要把椅子頂在頭上?

靈機一動,選擇司機後面的單人座位,將課椅擺在悠遊卡刷卡機的下方小空間,雖然佔用了一小部分車門前方的位置,對後方第一個靠走道的雙人座位乘客有點失禮,但那位小姐很和善,也很苗條,雙腳一縮,揮揮手說沒關係,讓我鬆了一口氣。

我發現司機先生從照後鏡一直偷瞄,又不好意思開口問,我可以同理他的好奇,因為扛著小學課椅的乘客真得很詭異。

小3公車一路經南港往內湖,學生不斷上車,看到車門一打開,竟然有一張椅子,都露出不可思議的詭譎神情。

車子到了「上灣仔」,最窘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一位阿桑上車之後,毫不猶豫,一屁股就坐在小學課椅上面,然後拿出包包裡的佛經,開始讀經,是真得發出聲音的讀經喔!

公車沿著成功路一段、二段、三段、四段,坐在小學課椅上面的阿桑完全處在她的佛學世界裡,我在內心不斷模擬演練,到底該怎麼跟阿桑開口說,我要下車了,可以把椅子還我嗎?是不是應該雙手合十,小聲說,「阿彌陀佛,這位師姐,可以商量一下嗎?」

可能是菩薩聽見我的心聲了,就在即將抵達我家的前一個巷口,阿桑突然闔上佛經,火速拉鈴下車。我看著她的背影,再瞧瞧油油亮亮的小學課椅,突然好感動!

於是,我又像貴婦拎著LV包包那樣,緩緩走過社區警衛室,沒想到戴著黑色膠框眼鏡的警衛突然衝出來,在我身後大聲喊著,「妳去哪裡偷搬小學椅子啊?」

好個小學課椅之台北街頭移動大冒險。不過是張椅子嘛,怎會這麼刺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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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jpg 總覺得人生每次移動,都像一場挑戰記憶的戰爭。尤其年歲增加,被習慣制約的大小零件倘若不能伸手可及,就會焦慮甚至空虛到死。即便只是一小罐提神的白花油,習慣的護唇膏,用慣的牙線棒,不吃就會覺得愧對身體的某些瑣碎的健康食品。但也有那種情況是自以為面面俱到,一旦攤開行李才驚覺數位相機裡面沒有記憶卡之類的挫敗,或以前趕著出門上班,到了辦公室才發現把電視選台器帶出來,卻把手機遺留在沙發上的愕然,一整天的生存模式就跟著移位了。即便不是什麼彌補不了的遺憾,但剎那間的驚悚,總要死掉幾貨櫃的細胞份量才挺得過來啊!

因為討厭如戰爭般的記憶拖累,漸漸也懶得出門過夜了。或啟程之前好幾天,就把行李箱攤在顯眼的地方,各種隨身零件陸續丟進去,都不曉得把人生搞得這樣鉅細靡遺,究竟是什麼邏輯。

 

可是我這次真得遇到大挫敗了,直到回到台南家裡,打開門,走進爸媽刻意留一盞燈的磨石子玄關走道時,才猛然想起,手機充電器遺忘在內湖房間的抽屜裡,剎那間,又是一次不小的驚嚇。

那代表什麼?整整七天,手機沒有充電器餵養,僅存兩格電力,可以苟活幾天呢?

第一晚是最焦慮的。偏偏這款手機已經是古董級了,即便家人都用M牌,可是整個抽屜的旅充座充全部不適用,雖然有新款的USB充電器,但古董手機沒有USB插槽,也是枉然。

隔天一早,竟然在鄰近的小七便利店發現如神蹟般存在的充電器矗立在ibon旁邊宛若天上掉下來的禮物,10分鐘索價20元,於是叫了一杯CityCafe坐在高腳椅等充電,一不留神竟然放空,想說往後天天來充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或者是天意,督促我早點更新手機也說不定。

約莫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是購買新手機的慾望頂點,就差那麼一點掏出信用卡付款的衝動而已。奇怪的是,翻越那個衝動的頂點,就好像馬拉松選手過了撞牆期,竟然迴光返照,索性連小七充電器也不光顧了,乾脆關機,讓手機靜靜躺在三樓房間的桌子上,騎單車出門,去東寧路散步,感覺過去被手機制約的日子猶如背後安裝了一條繩索,遠方撥電話的人隨手一抽,我的脖子一緊,就乖乖返身走入隨call隨到的捕鼠器裡面,哪裡也逃不掉。

一開始會擔心錯過什麼,被誰找不到或通知不到儼然是不道德的社會責任之類的警訊不斷在腦內轟炸,或者如莫非定律一樣,遺憾往往發生在手機失聯的時候,種種杞人憂天的懸念如木魚在耳邊摳摳摳誦念,但最終還是因為開始嚐到手機關機的自由甜頭之後,那個被我遺忘在內湖抽屜的充電器,終於可以洗刷罪惡,安心好好睡 一覺了。

回想起來,自己其實不是個重度依賴手機的人,但總以為隨時被call到應該是一種責任的體現,因此失去等待的耐心,害怕被等待的苛責,或手機失聯猶如人間 蒸發的誤判定義等等荒腔走板的聯想,但多數時候,我對手機鈴聲總是充滿懼怕,有時候甚至想要把手機埋在枕頭下面,或塞在衣櫃抽屜裡,讓它自討沒趣,哀嚎到底之後,默默閉嘴。

七日過去,手機與充電器終於重逢了,吃飽了,精神奕奕了。但我竟然欠缺開機的興致,至於那即時壓抑的消費新手機慾望因而省下來的錢,只取其中七分之一,補充影碟出租店的會費,開始這個季節的DVD看片計畫。

Sorry了,這七日間撥打我手機的所有朋友們,我確實啃食了各位的不便因而擺脫這七日間被無線追捕的束縛,這約莫是這段時間以來,最愜意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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